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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牧之:从“形式逻辑”短板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时间:2018-03-19 22:52 编辑:大同思想 类型:情感天地 阅读量:168

作者简介:汤牧之,男,1963年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大众新国学发起人和倡导者。作者自幼表现出浓厚哲学兴趣,中学毕业时,写下论文《数理问题的辩证逻辑研究》,稍后进入社会,阅历渐丰作为思想者的洞察力及其宿命也就越清晰。近二十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改造和新国学探索,编撰有论文集《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杂文集《彼岸》和大众新国学框架书《天道启示录》,同时在国内知名网站陆续发表相关文章,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特别是作者创新性提出生存直观下认识原理,本源意识界面(灵界面)概念,人的自然属性等观点,并以此整合全部传统文化,使其豁然贯通具备了形而上品性。总之,作者一介布衣,摆脱了一切固有僵化观念及其利益羁绊,矢志于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并由此形成其独特思想体系。

摘要:本文结合传统文化从逻辑思维的“基因”层面深入解剖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并指出其优势和问题所在。文章对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充分发展出形式逻辑,从而造成近代科学和法治意识先天不足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首次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一种“同位递进式逻辑”,这种逻辑反映了事物线性发展规律,在心性调理和经验性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另外文章还顺便解释了:为什么学习汉字的孩子会聪明些?为什么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等日常话语。本文节选自作者《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书,该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政治伦理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目前正寻找出版赞助和合作伙伴。

从“形式逻辑”短板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科学和法治观念落后,是因为中国人思维中缺乏形式逻辑,这个判断离真相不远,但是根本原因并非这样简单,最终决定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应当是逻辑思维背后的心性基础和文化信仰。

形式逻辑是关于人类认识的知性阶段的一种思维规律,其主要规则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主要任务是提供思维的准确性,或者说是提供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准确性。但是仅仅掌握形式逻辑规律,并不是科学发现的充分条件,虽然它是获得科学意识和还原事物真相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认为在已知的五种主要逻辑中,依照理性程度从低到高排列分别是:表象逻辑、称名逻辑、朴素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如果从认识角度连贯起来看,其中表象逻辑应当处在潜意识中,是产生新认识的关键环节,类似于我在《生存直观认识原理》中提出的“逻辑图像”及其“自愈”。

当朦胧的“表象”上升到“称名”环节,即一旦被意识提取并单独命名,就必然会丢失许多其它相关信息,而后面的朴素、形式、辩证环节,就是对这个“逻辑图像”在理性框架内的不断“还原”过程。

以往逻辑学似乎没有把逻辑形态与意识结构联系起来,不同逻辑的相互关系和定位也有待商榷。比如“表象逻辑”,过去只知道它主要依赖顿悟,而且被划归到工具逻辑当中,我认为将其作为一种心性化的原生态逻辑或许更为合适,因为它本能的发生在潜意识的“本原意识界面”(注1)当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甚至是不同个体思维特点,都应当发生在这个“表象逻辑”当中。

人类文化从意识根源上分为天道文化和神道文化两种,如果把这两种文化当作母文化,那么介乎两者之间的就还有几种变异文化形态,比如心性文化,巫术文化,至于王道文化则属于母文化的其它分类范畴。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属于天道之下的心性文化,以及伦理上的王道文化。心性文化,巫术文化不大可能产生出科学,它们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会把形式逻辑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文化倾向于潜意识心性,也就是所谓的表象逻辑。从象形文字开始,中国人就表现出这样一种“会意”的天赋,并体现在后来的诗歌、书法、写意绘画、禅道,易经八卦等意趣中。其中潜意识表象逻辑借助易经八卦,不仅极大消解了中国人的天道信仰,还使得中国文化长期浸淫在心性化自娱自乐当中不能自拔。

当然中国文化擅长潜意识表象逻辑,同时还颇具辩证思维,也不能说是坏事。尤其是表象逻辑是一切创造性思维的源头,中国象形文字在此获得更多会意和表达能力,在一些青少年智力对比中,比如在中学生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中,学习汉字的学生一般都具有较高平均智力。并且,如果仔细分析对比,可以发现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客观上借助了中国的或者说的东方的思想启发。所以只要我们补足了形式逻辑这块短板,在重新调整姿态之后,中国文化就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存潜力。

另外,由于古代中国人注重生命体验和修身养性,还以此制定了相应的精神法则,产生出一种特别的思维逻辑方式,这就是我们在《大学》和《中庸》中看到的“同位递进式”逻辑方式: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种同位递进式逻辑的推理特征,是外在的追求契合自然演化进程,并努力保证前提条件的充分必要性,可以归属于“朴素逻辑”范畴。其思维原理在于对一连串相关事物的相互验证,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特点,反映了事物线性发展规律,在心性调理和经验性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它大而化之把握事物之间关系,就难免造成逻辑关系上的判断失误,所以也就不能形成严谨的学术化体系。

比如以“修身”来达到“治国”目标,不仅前提条件不足以涵盖推理结果,即推理词项之间不对称,存在严重漏洞,而且两者之间也缺乏直接逻辑关系。人性中有善恶两种力量,在生存竞争中往往趋向于恶,仅仅依靠修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在人治环境下,即使初始阶段大多数人都是“圣人”,在“君子不敌小人”和“劣币驱逐良币”原理作用下,也会大概率出现从少数贪腐发展为全面贪腐的结果。

当然“修身”与后面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格物有多解)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除开提升超越性信仰的社会教化功能之外,修身养性的成果要真正转化为有利于自身和社会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应当沿着类似于形式逻辑标定出来的一致性路径发挥作用,这个一致性路径就是社会法治。

那么最初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古代发展出充分的形式逻辑呢?在中国古代墨家和名家那里,是具有形式逻辑雏形的,但是名家以诡辩著称,以颠覆形式逻辑的方式来宣扬形式逻辑,这样一个逆反心理大概是找不到正确(科学、法治和信仰)出路的一种渲泄。在失去形式逻辑提供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条件下,辩证法也就会不可避免的陷入到诡辩当中,并成为时下各种似是而非政治伦理观点的思想根源。

或者是相对西方单纯拼音文字,中国象形文字表意更为清晰,可能反而对形式逻辑的演化有某种妨碍作用,比如“铁是金属”的判断,从字面上看就显得多余。但这并不是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沉迷于个体心性当中,不能将天道观念对象化并形成信仰,从而缺乏对社会和自然的外在的整体关照,进而造成科学和法治意识先天不足。

心性化的原生态逻辑过于发达,导致文化内敛并逐渐失去天道信仰,失去天道信仰就会丧失社会公理,进而皇权大于公理,进而消解公理价值,进而从社会心理上解除了形式逻辑生存环境,这就是中国逻辑思维的历史过程。同时缺乏公理价值的逻辑状况,必然藐视规则和法治,这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很聪明,社会整体却往往孱弱不振的现象。

事实上全部逻辑的认识功能,只是人与天道联结关系中的一部分,那种抛弃天道信仰,片面追求心性化表象逻辑,又或者相反的片面追求形式逻辑的做法,显然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重新树立天道信仰,在心性文化基础上引入并强化形式逻辑,并保持双方的有机结合和平衡。

保守和进取,一直是两种对抗着的社会观念,前者依据心性化原生态逻辑,后者凭借形式逻辑不断扩大自己新的领地。大概只有天道观念才能实现两者平衡,包括人与自然的平衡、心与物的平衡、德与法的平衡、科学与信仰的平衡。

总之,没有信仰的高度,就没有思想深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于人伦和心性,抛弃了天道信仰,从而缺乏对自然现象的探索兴趣,导致中国人思维逻辑出现偏差。而那些抵制信仰,片面强调工具(形式)逻辑的人,同样会将人类引向另外一种偏差,一种科学万能和拜物教的偏差,人类文化的发展前景应当就在于不同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过程。

注释:

(注1)可参见本人的《生存直观下的认识原理》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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